“工人剧场”早就严阵以待了。拐进剧场的那条巷口已经扯开了巨大的标语横幅，上面的黑体字赫然写道：“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刚把他押送到门口，就有人抬出预备停当的大木牌，死沉死沉地挂在了单田芳的脖子上。这下，他只能低头猫腰撅屁股，被人推推搡搡地架上了主席台。台下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单田芳！”“声讨反革命！”……
真是造物弄人啊！曾几何时，那个被掌声簇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青年劳动模范、鞍山市曲艺团的顶梁柱，转眼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口号声浪搅混了他的思维，他暗问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境？他幻想着一觉醒来，固有的生活秩序都恢复了，那些罪恶、丑陋与痛苦不过是一枕黄粱。遗憾啊，他欺骗不了清晰的感官，更左右不了未来的命运，自己内心的呼唤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我单田芳不坑人，不害人，一片赤诚，可昭日月。我只想凭手艺吃饭，靠本事说书，有什么罪？凭什么这么虐待我！这个历史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吧……”
当他悄悄扫视身边的时候，哎呀！一起挨斗的竟然有十几个人，师兄杨田荣也挂着大木牌，低头哈腰、规规矩矩地立在台口。心里“啪”的一声，踢翻了五味瓶，单田芳的脑子更乱了。
据著名作家邓友梅回忆，频繁的政治运动把王蒙、刘绍棠、丛维熙和邓友梅等青年作家，打成了所谓文坛“四只黑天鹅”，个人自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文革”期间，邓友梅和单田芳曾经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挨批斗。“那时候，我们在台上低头猫腰、撅着屁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就算彼此认识、熟悉，谁敢答理谁呀？就得活活儿地忍着，极其绝望，甚至没人敢想将来会拨乱反正，重新做人。”这就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命运，许多人被放在了同一位置上。
批斗大会正式开始。那位师弟指着台上挨斗的一排人，极为轻蔑地叫嚷道：“哎，哎，哎！都给我听着。你们这些‘反革命’，抬起狗头来！互相认识一下，让革命群众也瞻仰瞻仰。现在，听我的口令，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他开始挨个儿点名，以冷峻的口吻喝令：“单田芳！你是重案犯！说！在鞍钢第二宿舍，你向革命群众扔过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多少革命小将？……”
多年以后，有位河南书迷附会说，单田芳繁体的名字可以分拆：“单”字七个口，“田”字五个口，再加上他身上一张口，他独自就占了十三张嘴。从名字上看，单田芳天生善辩，难怪评书讲得那么好。可是，十三张嘴又能怎么样呢？人家要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冤吗？活该！摊上这种事儿算你倒霉。
几十斤的大木牌，沉甸甸地挂着。勒进皮肉的绳子，死死地绑着。艳阳高照，三伏盛夏，一站就是两个时辰，单田芳浑身都湿透了，活像蒸锅里捞出来的落汤鸡。“造反派”可不管你死活，他们折腾累了，找凉快地儿歇着，“反革命”尿了裤子都没人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