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小号”，其实并非监狱里那种限制罪犯人身自由的小牢房，不过取一个吓人的名字，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隔离反省。白天被组织监控，晚上还能回家吃饭睡觉。采取特殊的管理形式无非是想敲山镇虎，给当事人施加一种精神压力。单田芳心里没鬼，上边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是不就范。他梗脖子硬挺，凭经验判断，似乎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次运动非同一般，或许，要出大事情了。
果然，“小号”里的人很快被释放出来，交代问题的事儿也搁起来不提了。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各大院校已经开始“全国大串联”，普通群众也可以组织起来“造反”！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谁还管什么工作组、学习会？“嗡”的一声，放羊了！
“革命”的洪流迅速波及到偏僻的鞍山，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你说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街面上出现了各种来头的政治旗号，往往是一拨儿拥护张三，另一伙儿保护李四——彼此政见不同，难免产生摩擦、互相攻击。小城市，一宿就乱了。关在“小号”里的人谁还理会呀？团里那些活跃分子都争先恐后地上街闹革命去了。
乱了正好，回家歇着，免得吵吵嚷嚷耳根子不清净。单田芳揣着躲清闲的心思，悄悄地猫了起来。
曲艺团里的两拨儿“造反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平常的好朋友、好同事，甚至兄妹父子都闹翻脸了，纷纷红着眼珠子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上。文艺界分成了互相敌对的两派势力，一个叫“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另一个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他们到处鼓唇摇舌拉山头，管你是谁，必须要有个态度，不是同志，就是敌人。
单田芳在家也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做必要的表态，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打那以后，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煞有介事地穿上“造反派”的标准服装，举着红语录，四处串联。说是串联，其实啥也不干，大部分时间都顶着革命的名义游山玩水。而那些热衷于派性之争的人则惟恐天下不乱，各种组织之间甚至发生“武斗”，打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单田芳却远远地躲在家里，不肯参与，他的行为底线就是： 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群众之间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互相动家伙儿？千万不能造这种孽。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文革”中也有相似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写大字报谴责和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一些，境界要高一些。”回首那段狂乱的岁月，单田芳同样为自己头脑清醒、远离武斗而倍感欣慰。多年以后，重新检视个人的历史，对于绝大多数整过自己的人，他并不记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做出种种反常的举动。既然都是受害者，又何必揪住不放，斤斤计较呢？”也许，单田芳这种想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超脱”和“更高的境界”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