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
●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 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 1968年4月13日，午夜。
1966年，毛主席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文革”迅速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运动，在运动刚开始的日子里，很多人热情高涨，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擎起大红旗、勒上红袖标、晃着红宝书……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政治运动又来了。一提这几个字，单田芳就头疼，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儿的“运动健将”——不管你多么敬业、多么忠诚、多么无辜，只要政治上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绕来绕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
每当运动临头，单田芳心里就敲小鼓，他暗自埋怨：“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何必呢？把‘人整人’的劲头儿用到本职工作上、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
想归想，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流”。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全面展开之前，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忽然，鞍山的指示到了，召所有“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
什么运动呢？集中学习，批判“三家村”。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然后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后，开始“引火烧身”，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这次，风头儿很紧，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曲艺团，住下了。团里的人被分成多少拨儿，一个接一个同领导谈话。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得格外神秘，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瞧妇科病似的，紧闭房门、拉严窗帘，彼此一脸阶级斗争地秘密进行。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谜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