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建国那会儿，抽大烟属于犯罪行为，弄不好就得下大狱。但是，王香桂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吵也好，闹也好，总是那套词儿：“我生了那么多孩子，又一年到头给这个家当牛做马，浑身上下都是病。如今我老了，累了，不抽两口儿撑着，谁出去挣钱？一家老少喝西北风啊！”这种毛病可不比别的事儿，既要命，又败家，肯定没有好下场。单永魁当然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口子的矛盾公开化，甚至频繁地在家人面前粗脖子红脸，唾沫星子乱飞。王香桂脾气“帅”，根本不买别人的账，说到兴头儿上，索性丢下一家老小，拔腿走人。借口很简单： 我有病，说不了书啦，要回天津老家休养一阵。
王香桂走了，一个月音讯皆无。单永魁礼节性的“求和”书信也没得到任何回应，这个厚道的汉子一筹莫展。最后，还是老太太看出了门道，她耐心地开导儿子说：“永魁，你比香桂大几岁，就让她一步，别再嘴硬啦，去天津请她回来吧。两口子嘛，狗皮袜子没反正，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单永魁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随即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还好，没出别的岔子。半个月之后，夫妇俩又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沈阳，好像任何不愉快都未曾发生过。或许，两口子已在私下达成了某种妥协。自打王香桂从天津回来之后，她那杆大烟枪便在家人面前公开化、合法化了，顾虑重重的单永魁一味地依从妻子，甚至还委曲求全地帮着打下手儿，不是熬烟膏儿，就是递烟泡儿，忙得不亦乐乎。每当王香桂躲在小屋里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的时候，单家都是大门站岗、二门放哨，过后还得用大蒲扇驱赶烟雾，以免鸦片特殊的气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母亲的“小插曲”刚刚结束，父亲的大麻烦就来叩门。
1950年初春，沈阳满城鹅黄浅绿，闷了一冬的人们纷纷走出户外享受新鲜的空气与明媚的阳光。
单田芳还记得那次宴会，家里高朋满座，有曲艺演员佟浩儒，还有他的朋友王子明，另外几名男女就不熟悉了。席面上，斟酒布菜，谈笑风生，宾主都开心极了。看得出，满口京腔的王子明是来求单永魁办事的。当时，单永魁只知道这位陌生的座上客是“朋友的朋友”，并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身份。据说，此人刚从天津赶来，想在沈阳北市场租赁一门脸儿，卖王家祖传的熏肉和烧酒。既然是好朋友佟浩儒的引荐，单永魁自然是满口应承，大包大揽。工夫不长，王家的熏肉烧酒店在北市场开张了，据说，生意还挺红火。本来帮朋友一个小忙算不了什么，然而，就是这点儿鸡毛蒜皮的琐事竟把好端端的单家推入了无边苦海，它的后遗症直接影响到了单家三代的人生命运。
初春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胡同里的人们，单田芳刚从被窝儿里露出脑袋，一道电光便照到脸上，几个陌生人裹挟着冷气冲进屋子，大声喝道：“都老实点儿！谁也不许动！”单田芳心里怦怦直跳，他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灯光炫目，适应了好半天才看清屋里的一切： 为首的是街道派出所的小张，其他几个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单田芳暗自嘀咕：“是不是我妈抽大烟的事儿犯了？真给翻出来可怎么办呢？……”
单永魁以为半夜查户口，正要够墙上的牛皮纸口袋，立刻被那几个人制止了：“别动！”随即，有位负责人开始查问：“你叫什么名儿？”
“单永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