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刊登所谓“羞辱中国队的另类征婚广告”是在2004年4月30日，之所以要在那一天“羞辱”他们，那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国足球的表现实在太差，3月20日国奥队在武汉主场平了鱼腩马来西亚出线基本无望，4月22日国家队又以0比6惨败给意大利俱乐部队的二线和三线球员颜面无存，紧接着在5月1日中国国奥队想要在贺龙体育馆结束27年逢韩不胜历史前夕，在如此恶劣的足球环境下，居然还有个别主力球员耍大牌，全国球迷怒火中烧，对中国足球失望不已。我适时的顺应民心所向，别出心裁的弄出那一纸征婚广告，似乎很是让全中国恨铁不成钢的球迷和足球记者解气，所以新闻效果非常之好。
“状告中国足协”更是趋势中的趋势，5月1日中韩之战中国队以0比2告负，27年逢韩不胜历史得以延续，中国队注定已无缘奥运，而主教练沈祥福却推卸责任说“情报搜集工作不如对方”（在中国队的主场，情报工作还不如对方做得好，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国骂声一片红，紧接着中国足协20多个好大喜功人浮于事大腹便便的正副主席出台了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限薪令”，球员怨声载道，球迷不堪受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还好高骛远的整了一“中超”出来欺世盗名，以为名称改了水平就上去了，全国球迷对足协的不作为伤心到了极点，在这个全国球迷万众一心其利断金的趋势下，在“中超”揭幕战不久即将打响的5月9日，我非常敏捷的把一纸民事诉讼状递交给中国足协所在地--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被海内外近千家媒体跟踪报道了大半个月，张一一那段时间每天至少要介绍十批以上记者采访，好不热闹。
“一分钱受聘湖南文艺出版社首席营销策划顾问”事件体现的也是一种趋势观。2004年是出版社改制的第一年，国家出版总署下令全国568家出版社要逐渐开始实现“企业化管理，公司制经营”，出版社在这一年的每一个大的动作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5月中下旬全国第十四届书市在桂林如火如荼召开，我当下建议湖南文艺社在5月19日聘我为该社“青春图文馆”首席营销策划顾问（当时我小说的出版事宜已提上日程，本着“互利双赢”之崇高宗旨，所以出版社方面非常配合），因为我充分利用了出版界去年的趋势，所以新闻效果也是事半功倍。
再到后来的“张一一写歌为国足鼓气”，张一一从“骂国足”到“告足协”再到“颂国足”一反常态的巨大落差，都是“一切从趋势出发”的结果。中国是第一次主办男足亚洲杯这样高级别的赛事，因为此前的12届亚洲杯东道主已经6夺冠军，这次日韩等强大对手由于备战奥运会均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中国球迷虽然曾经一度恼恨中国队不争气，这会儿却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利用地利之便也拿一个亚洲冠军试试。在这种趋势之下，张一一如果再跟中国足球唱反调未免太低估了我的智商，于是我很大度的与中国足球冰释前嫌，在亚洲杯开战前不久的7月14日，用一个晚上的工夫，涂鸦了《中国球迷之歌--捧起亚洲杯》的歌词，然后由天才少年、青年音乐人陈丹阳作曲，假托将由零点乐队演唱，新闻效果甚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