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劳累，王进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一直折磨着王进喜，但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领导多次要他住院治疗，他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去。有一年，他勉强到疗养院疗养，可是，没有多久就呆不住了，他觉得耳朵里听不见钻机响，眼前看不见井场沸腾的景象，生活中就缺点什么，最后还是提前出院回到了油田。
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开会，会还没开完，他的胃就痛得支持不住了，领导见他病得很重，当即派一名医生送他到北京治疗。这一次，经医生仔细检查，王进喜被确诊患了胃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有关部门集中了北京和一些地方的优秀医生为他治疗。动手术前，组织上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了他，王进喜镇静地说：“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这没啥了不起，让医生放心大胆治疗，治好了，我继续干革命；治不好，他们也可以取得一些经验。”
手术做完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常常痛得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他一直用最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一天也不放松。他身在医院，心里却时刻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关心大庆油田的发展。一天，他听说我国又发现了一处新油田，兴奋极了，他对人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块宝地，不是什么‘贫油‘，是‘富油’啊！一定要抓紧勘探，我病好了一定拼命再干他几十年。”
中央有关部门和大庆的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他，王进喜又反复提到新油田的事，并且建议大庆回收队成立一个修理车间，把收回来的废旧钢材、井架和钻机都修复起来，大力支援地方搞石油工业。他说：“我们国家石油工业还不发达，我们要想办法多成立地质队、钻井队，把全国可能产油的地方都普查一遍，浅油层交给地方，深油层由国家开采，这样上下一起办，大家都发挥积极性，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就更快了。”
每次大庆的领导和同志们去看望他，他都要详细地询问：“工人们学习怎样？打了多少口新井？有什么新的技术革新？还有什么困难问题？”
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大庆来探望他的干部、工人们都说：“‘铁人’成天思念的、谈论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国家的石油、大庆的生产、新油田的建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心也没有离开我国的石油工业！
1970年11月15日，为我国石油工业奋战了一生的王进喜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来的“铁人精神”却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铁人精神”具体表现为：为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自力更生精神；干事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干工作要经得起组织的检查，对技术精益求精，为革命练就一身硬功夫、真本领的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精神。“铁人精神”是对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马恒昌1906年7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2月进入沈阳兵工厂当车工。解放后，通过努力学习，马恒昌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后又历任“马恒昌小组”组长、车间主任、总机械师。
1949年初，马恒昌所在的工厂更名为沈阳第五机器厂(现中捷友谊厂)。根据需要，新任厂长郑重地让工人们推选一位信得过的车工组组长。经过酝酿、推荐、选举，忠厚老实、勤学肯干、技术高超的马恒昌当选。由于战乱，机器因零部件丢失严重不能启动，厂房简陋坍塌无法使用。厂里号召全厂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尽快恢复生产。工人们群策群力，加班加点，翻包倒库，修旧利废，想方设法增加生产。
马恒昌几天来一直在废品堆里忙得抬不起头来。领导给工人们讲过的延安人民艰苦奋斗的事迹，一直鼓舞着他不厌其烦地在废品堆里仔细地翻腾着。几天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他找到了一根锈得发红的弹簧刀杆。马恒昌乐呵呵地边捶着弯酸了的腰边跑回车间，又是打磨又是校直又是除锈涂油，硬是把它变成了一把能用的刀杆！也正是这把刀杆，在马恒昌及其领导的小组里又继续使用了15年，一代一代地传了40多人。
兴奋之中的马恒昌又继续在废品堆里忙活开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成果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全厂的工人都在废品堆里寻找“宝贝”，能用的东西越找越少。“怎样才能找到更值钱的东西呢？”这个问号在马恒昌的脑子里转了好几个来回，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有值钱的‘宝贝’了”，说罢撒腿奔向厂部，见到厂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通。厂长是个军人，听罢激动地说：“老马，工厂现在缺这少那的，正要动员工人们捐献，这个头儿你带得好，我谢谢你啦！”说罢就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望着厂长给自己行礼，马恒昌手足无措，面红耳赤。厂长又小声地说：“听说那‘宝贝’挺贵重的，值多少钱？”马恒昌咽了口口水，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当时值两石粮食，够全家吃半年的。现在还得翻几倍！”厂长激动得又要行军礼，马恒昌慌得赶紧跑开了。
马恒昌自小贫苦，16岁到抚顺发电厂当车工学徒，顶着日本人的打骂和羞辱，靠站在日本人的身后“偷师学艺”，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心计学会了车工手艺。手艺就是养家糊口的本事，为了护住自己的吃饭本事，马恒昌减了一家八口数月的口粮买了把“百分尺”。这“百分尺”能量出比头发还细的东西，在当时是件神奇得了不起的家什，对于靠车工活儿挣钱养家的马恒昌来说就更是金贵了。妻子对此也略晓一二，加之兵荒马乱，此物又价值半年口粮，就将这个“宝贝”深藏起来，当成全家的命根子。1948年闹饥荒，全家老小硬是吃糠咽菜咬牙挺着没将“百分尺”卖掉。白天，马恒昌跟厂长说的那个“宝贝”就是这把“百分尺”。马恒昌知道妻子珍视这把“百分尺”，事先没有同妻子商量就将它捐献给工厂，还真怕妻子一时转不过来弯儿。但是想着工厂里瘫痪的机器，空荡的工具箱，还有由于工具缺少而不断生产出来的废品，以及废品堆里埋头翻找着的工人伙伴……马恒昌跟妻子说明了企业的困难，妻子同意了他的想法，连夜将“百分尺”献给了工厂。马恒昌捐献贵重的“百分尺”，在全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全厂的工人们热烈响应，纷纷捐献器材，只要家里有工厂能用上的东西，几乎全都拿出来了。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马恒昌小组”在无生产经验、无制造工具、无技术资料、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啃下了“高射炮撞针套管”这块硬骨头，成功地完成了制造高射炮炮栓的任务，创造了保质保量的奇迹。1949年春，厂里开展了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马恒昌小组”又率先提出了“消灭废品、提高质量”的倡议。之后为完成生产螺旋铣床的任务，“马恒昌小组”又创造性地建立了“技术研究会”、“先检查头一个活的制度”和“3人技术互助组制度”，在生产中改进了10多种工具，创造了连干37天不出废品的新纪录，使全厂废品率由5%降到1.5%，并由此被厂命名为“生产竞赛模范小组”。
1950年4月，马恒昌获得“沈阳市模范党员”称号；1950年9月，马恒昌出席第一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10月，由于建设抗美援朝军工后勤基地的需要，第五机器厂迁至齐齐哈尔，“马恒昌小组”作为第一梯队先行。在压力和困难面前，“马恒昌小组”没有退缩，而是表现出无比的坚定，争挑重担，搬运机器。他们喊着号子，用大绳拉，用撬棍撬，一尺一寸地硬往前拖，终于完成了任务。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全国各地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许多企业劳动生产率成倍、甚至10多倍地增长，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工作任务，创造了69项新纪录。“马恒昌小组”的英雄业绩不仅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深知和感动，而且受到了金日成同志的褒奖。
1954年9月，马恒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历任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