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和大姐(指邓颖超。——引者注)不仅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关怀我，在政治上还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这样一个家庭妇女，他们不仅亲自提议邀我参加国庆二十五周年宴会，而且又让我作为爱国人士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的大事。我亲聆总理带病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和邓大姐对作义在生活上的关心，政治上、工作上的鼓励与支持，以及对我们全家的照顾，桩桩件件，感人肺腑，永志不忘。”
周恩来还通过邀请参加1975年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解放”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当时，周恩来虽已重病缠身，但仍亲自过问。他发现张春桥拟定的出席庆祝活动名单中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没有列上。于是，他让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务必采取措施，邀请没有列入名单的爱国民主人士仍能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后来，设法调集了三四十辆小轿车，派人分别将请柬送到这些人士家中。来不及参加白天游园活动的，就参加焰火晚会。凡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第二天都见报和电台广播，以此亮相，表示获得“ 解放”。
为保护和“解放”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还同统战部门商定，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 1975年5月25日，他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如因有人不去，而有人报名愿去，也可以考虑加入适宜的人员去。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批示还指出：
“在第一类人士(指赴成都、渡口、昆明、贵阳、韶山等地参观学习的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引者注)中，有年老体弱的，有业务不宜离开需要经常参加会诊的，如林巧稚、张孝骞、钟惠澜，最好征求一下本人和业务机关意见后再定。在第二类人士(指赴延安、西安、洛阳、郑州、辉县等地参观学习的原国民党政军人员和先后特赦释放的人员。——引者注)中，必有年老多病，不宜长途跋涉的，最好也与本人商量一下。”
在“文革”期间，周恩来还亲自安排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参加有关媒体报道的活动，以示“解放”。例如，张申府是早期中共党员，曾介绍周恩来入党。后来，张申府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一直靠拢共产党，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保护张申府，周恩来安排他参加章士钊的追悼会，以示“解放”。又如，王昆仑在“文革”动乱期间身陷囹圄。1975年，周恩来亲自过问“解放”王昆仑，并嘱邓颖超通过中央统战部转告他：“努力加餐，保持晚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