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是遭受“文革”冲击较早的一位领导干部。1966年11 月初，红卫兵、造反派冲击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将谭启龙揪押到北京，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并游街示众。周恩来得悉后，明确指出：(一)10万人大会不能开；(二) 游行不能搞；(三)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三点指示落实后，谭启龙回到山东。但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谭启龙又被“造反派”关押。
为了抓紧落实经毛泽东同意的建议，周恩来在2月9日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询问谭启龙的下落。周恩来在电话中问：“谭启龙同志现在哪里?”杨得志答：“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关押在山东医学院。”周恩来说：“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7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当晚10点，杨得志派人到山东医学院教学楼。军区来的同志向造反派宣布：“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被护送到机场后，军区的同志向他报告：“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七点派飞机来接你。”第二天早晨7时，周恩来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被接到北京后，住进京西宾馆，被保护起来。后来，谭启龙回忆这段经历，在《周总理“文化大革命 ”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一文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和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⑤
限令造反派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江西省有关方面，限令造反派在2月19日将省委书记杨尚奎、书记处书记刘俊秀送到北京，届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去接。但是，造反派竟然抗拒周恩来的命令，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说：“我们十九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总理值班室的回答很干脆：“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尽管造反派很不情愿，也只得在19日将杨尚奎、刘俊秀乖乖地“护送”到北京。早在北京机场等候的周恩来的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 “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后来，刘俊秀在《总理爱人民，丹心照千秋》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