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总司”，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生气，要陈伯达电告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但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前去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违背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背着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上海“工总司”是合法组织。随后不久，张春桥、王洪文又在上海制造全国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致使从12月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受阻不能进入上海站。紧接着，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动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掀起了所谓“ 一月革命”的大夺权风暴。
大夺权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致使铁路运输陷于瘫痪、半瘫痪。铁路部门大批各级领导干部相继被夺权、揪斗；广大职工或分裂成几大派，或外出串连，停产闹“革命”，铁路运输生产大幅度下降；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难以执行。大夺权使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路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停运，待运的旅客和生产物资大量积压。
针对铁路运输这种危急的形势，周恩来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首先，他每天都阅看铁路运输简报，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受阻的情况，研究解决对策。其次，他亲自处理铁路交通中断的问题，哪里的铁路运输中断，他就打电话去追问中断原因，下达处理办法。第三，他还不断接见铁路系统的群众组织代表，不分昼夜地教育和劝说他们维系铁路运输，仅1967年1月上旬到2月初的20多天里，他就接见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7次。
1月2日凌晨，针对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多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他严肃地指出：
“铁路交通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
1月19日凌晨，为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周恩来召集铁道部联络站和长春、大连、齐齐哈尔、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谈话，对“停产闹革命”提出严厉批评。他说：
“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连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28日晨7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铁道部造反派的夺权错误，责令他们“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2月1日，他再次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批评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