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决定》阅改定稿后，写了一段批语：“特急件!即送林彪、伯达、康生、剑英、向前、江青、萧华各同志审阅，再送主席批示。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这一决定。现送上请予审批。”当天早晨，《决定》传送到毛泽东处。他批示：“照办。”当天下午，周恩来接见大庆油田职工代表时指出：
中央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示下来了。这个文件，中央六个常委都看了，主席亲自批的。文件第一条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句话关系到大庆的政治生命问题，这是总体。这个文件是很慎重的，我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要把这个文件看成是中央的精神。”“我们要有三个相信：一是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二是要相信解放军；三是要相信多数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我对大庆是有阶级感情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大庆油田的保护，对大庆广大干部和职工是巨大的鼓舞，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搞垮大庆”的图谋是有力的打击。正如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康世恩在《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敬爱的周总理保护大庆油田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一伙围剿、破坏大庆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大庆广大干部、职工以巨大鼓舞和支持。人们奔走相告传送总理的指示，从中获得了力量。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顶住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扭转了一度出现的压力下降、油层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使油田恢复了正常生产，并使大庆原油年产量有所增长，1974年达到4100多万吨，19 75年达到4626万吨，1976年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5030万吨。大庆油田的这些成就，对缓解“ 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了贡献。
“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为维护国民经济得以运转，周恩来殚精竭虑地力求将“文革”阻挡进入工厂企业，避免对工业生产的冲击和破坏。虽然结果是没能阻止住，但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抓得更紧了，并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多种形式的较量和斗争。在三年困难时期“被吓怕了”的粮食问题，周恩来深知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当中国历史进入“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大动乱的1967年时，周恩来着力抓农业生产。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和农业口领导人谭震林、江一真等同志一起，召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他强调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