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汇报还没讲完，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 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王力攻击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骂得很厉害。”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
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周恩来的。虽然这时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但以他那丰富的革命阅历，给他们这伙的攻击以不硬不软的回击。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对于王力的肆意责难，周恩来用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
“这次二十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是同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⑥
会议最后由林彪作总结发言。他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