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消除陈伯达这番谬论的误导，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题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11月9日，他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的会上，针对陈伯达的讲话，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批驳只抓“革命”不讲生产的谬论。他严正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会议决定这篇社论第二天见报。根据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郑重宣告：“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因为，“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
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造反派，操纵一些上海市工人，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中断沪宁全线火车交通31小时。
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肯定、支持，冲破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9月份下达的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文革”狂潮迅猛冲击工矿企业和农村，许多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为进一步维护工矿、交通企业的生产，周恩来要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可是，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以下简称《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陈伯达的这种做法是蓄意对抗周恩来的意见。
1966年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去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国务院的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19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倡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他说：
“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