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恩来这篇义正词严的讲话，林彪、江青一伙十分嫉恨，诬蔑为“大毒草”。周恩来奋起反驳。9月25日，他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头头时，严正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季节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农民总不能停止生产放假搞革命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负荷，每天增加四十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建设了，到外地的串连不得不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去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
在这次讲话中回答犯了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反革命的提问时，周恩来明确指出：
“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陈独秀是路线错误的代表，但不能说他没有一点作用。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内历史全面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在运动中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广大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④
围绕着如何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周恩来等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而且贯彻“文革”始终。“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扬言，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把攻击矛头对着总理国务的周恩来。1967年8月，他们叫嚷：“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他们一伙攻击周恩来等“只要生产，不要革命”；“用生产压革命”；等等。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恶狠狠地指着陶铸吼叫：“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厂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陶铸当即给顶了回去，反驳说：“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江青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对周恩来大吵大闹：“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周恩来反问：“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江青怒气冲冲地攻击说：“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责问：“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不顾人民死活，不惜干扰、破坏工农业生产。1966年10月初，林彪责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随即掀起了一股乱军的狂潮。10月9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什么“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 ”，不指名攻击周恩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周恩来对于陈伯达这种公然无理指责，不屑理睬。他多次提出，陈伯达的这篇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故意将陈伯达的这篇讲话扩散到社会上。为此，周恩来继续采取应对措施，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顽强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