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红卫兵大串连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开始冲击工农业生产，而且工厂、农村内部也开始点燃了“文革”之火，一些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针对这种形势，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讲话，要求红卫兵组织起来，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他强调指出：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分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学校放假搞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
为了协助周恩来抓国民经济工作，经李富春提议和毛泽东批准，决定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抓经济工作。1966年9月初，周恩来对余秋里、谷牧说：
“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
为限制红卫兵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冲击，避免生产秩序进一步受到干扰和破坏。周恩来授意陶铸主持起草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都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还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 。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扰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9月7日，这篇社论发表后，为落实社论提出的各项要求，周恩来多次向红卫兵和造反派提出，要好好学习社论。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他在中国科学院的辩论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②
为进一步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周恩来相继主持制定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两个文件，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政策规定，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交通运输和科学研究等的正常进行。9月8日，他召集中共中央碰头会，讨论这两个文件。中央文革成员反对发出这两个文件，认为“会给运动泼冷水”。会议没能通过这两个文件。
随后，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和附件报送毛泽东。9月14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当天，这两个文件发出。这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干扰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有力反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