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从理论上全面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则是在实践上全面发动“文革”的重要标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发表，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文革”狂飙。
随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同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革”的开展，进一步震动了全国。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主席台上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的结果排列顺序，刘少奇降为常委中的第七位，公布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动。
“八·一八”大会使广大红卫兵受到极大鼓舞，成为“文革”的急先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大批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大中学生，冲出校园，走向社会，把“文革”狂飙进一步刮向全国各地。他们以破“四旧”为名，到处抄家，捣毁文物，更改街名，揪斗老师、领导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侮辱、打骂，甚至任意诬蔑一些领导干部是“黑帮”，诬蔑一些专家学者是“反动学术权威”，诬蔑一些教师是“牛鬼蛇神 ”，诬蔑一些群众是“黑五类”，致使许多人或被打致伤、致死，或被“扫地出门”。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恶劣行为，及其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事件，周恩来忧心忡忡，困惑不解。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时，就表露过当时的这种心情。他不解地说：“八月八日的《决定》(指《十六条》。——引者注)现在公布十四天了，你们正在学习。为什么还有隔阂呢?就是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