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对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是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刚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也一无所知。因此，当有些地方转载这篇批判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文章时，彭真下令北京各报刊一律不转载。他还曾对《红旗》杂志一位负责同志说过：“《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要转载。”1965年11月26日，彭真还明确指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 江青等人对北京的报刊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非常恼怒，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要上海市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但是，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由于江青挑拨离间，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满迅速加深。后来，1967年2月3日，他对卡博、巴卢库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随后不久，周恩来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审阅批发的，并告知彭真，认为北京的报刊不能不转载了。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主持讨论北京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邓拓说：“ 吴晗很紧张，因为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听后仍然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布置写一个转载的编者按语，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到吴晗名字都加同志二字。
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且加了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定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和文艺工作实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出：“我们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真实意图，彭真、周恩来先后审定的《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编者按，都力图将吴晗著《海瑞罢官》由政治批判引导为学术讨论，以免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为此，12月14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2日，彭真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27日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对学术讨论和批评表示欢迎，还列出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说明。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尽管受到广大读者的批驳和许多报刊的抵制，以及吴晗著文辩诬和彭真等人抗争，但是，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终于成为引发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