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从1962年以来产生的意见分歧，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暴露得日益明显，周恩来自然有所觉察。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会由此引发一场长达10年的政治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是绕开中央 “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的。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进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工作，他依靠和重用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而对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已经存有看法，越来越不信任了。1966年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说过：“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期间，许多事情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老同志，都是知道的。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吴庆彤，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里，就反映了周恩来当时这种处境：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工作，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 ‘南粮北调’的问题；同时处理河北省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 ⑥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充分说明“文革”的酝酿准备工作，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他们确实是不知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诡秘情况下炮制出笼，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索。
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同时，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江青还找过李希凡，授意批判《海瑞罢官》，也遭到拒绝。康生也对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曾对江青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但是，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去上海同张春桥策划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后，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意见。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