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导思想的矛头日益明显地指向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围绕社教问题，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分歧明显地表面化了。
在此之后，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强调干部蹲点的重要性，说自己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对于刘少奇的这个说法，毛泽东认为贬低了他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很不满意。这年的12月26日，他说：“ 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后来，1966年8月4日，他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就中共中央批准下发王光美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简称《桃园经验报告》)，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写道：“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认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指出：“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指参加8月29日至9月1日召开的中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同志。——引者注)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引发江青强烈反感。据《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一书披露：“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了一场。”“她哭着对毛泽东说，人家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现在你毛泽东还没有死，刘少奇已经作公开报告，反对你毛泽东了。”王力认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江青最重大的政治性的意见。第一次让江青正式干预最高领导层的事情，得到了成功。”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还召开过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会议对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但是，《二十三条》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