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年底开始，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11月，毛泽东率先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中已经觉察的具体错误。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纠“左”开始，以反右倾告终，中央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严重意见分歧。1960年继续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蔓延，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纠“左”措施。当时，毛泽东虽然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对经济困难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有不同看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认真研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等同志关于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原因的讲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国民经济困难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造成严重困难原因的分析，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因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希斯尼·卡博和贝基尔·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不同意见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开始有所好转后，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可以说，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动因之一。
这时，毛泽东对国际阶级斗争的估计也不切实际。他鉴于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教训，对中国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很担心。1965年5月5日，他在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表露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他说：
“他们那个党(指苏共。——引者注)开始是革命的，他们(指列宁、斯大林。 ——引者注)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当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