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生长在一个一生都让他很骄傲的家庭中，这个家庭的气质，以及它背后的大环境，都有一种倔强和执著。它使徐城北养成了对“书——人类文明”的尊崇，使他没被当时扭曲与恶劣的环境压趴下。父母是香港《大公报》的“名记”，家里书很多，但徐城北那时很少读，只是偶尔翻翻看。但在他身边，有一个由父辈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
父母经常带徐城北走访冯友兰、向达、潘光旦、沈从文、汪曾祺、艾青等老一代知识分子，那时徐城北还是个孩子。这些人家里都是书香门第，书很多，说的也大都是和书有关的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徐城北自然就被“熏”出来了。
父母把他写新疆的诗给艾青看，艾青读了说好，让这孩子来找我聊聊。没有人能强迫艾青去读别人的诗，徐城北绝对是个特例。
后来艾青把自己的书送给徐城北的父母，但他父母那会儿已经老了，读不了了，就让徐城北读。
“我跟这些老一代文人在一起玩的感情很深。我和他们都是经历过痛苦而相识的。我的‘文革’也不容易啊，在全国流浪了一年半，走了 22个省市，这种漫游也是苦中作乐，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是读书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李白在这儿遭遇过苦难，杜牧在那儿遭遇过苦难，想到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和他们相比，我遭遇的这点苦难算什么呢？这就读了书了。我这种读书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读书是第二位的。生活这本大书，我觉得我是饱读了。”小时候徐城北不是一个注重读书的人，但今天却不同了。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就是只读书不注重生活，不注重从生活中找直接的感受，只会引经据典。生活是第一位的，书不过是生活折射的一个范围。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去完善以前的好书，修正以前不够尽善尽美的书，这才是读书的根本所在。”
如果你问他读了多少书？他不会正面回答你，他只会告诉你他读的很多书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他研究新北京，这方面的书没有，他只有从生活中去寻找，追着生活的源头去考察。
为改变知识结构而读书
“我要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书。”说着徐城北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摞书，都是些知识分子研究城市文化的书：《三城记》、《阅读城市》、《现代音乐建筑》……
“读书比写作还累。”他又说。
徐城北至今仍保持着写信的习惯。他居住的小区没有邮筒，要寄信得骑车到几站地之外的邮局去寄，很不方便。楼盖的也是杂乱无章，发现了新北京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就读了很多书，想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是怎么建设起来的，硬着头皮读了一些他不熟悉甚至是排斥的东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
徐城北是个有心人。他平时读报，很注意剪报，搜集资料。每当看到报纸上有关新北京有用的信息，他都想方设法联系作者，然后再去深入采访，将其做大。
台湾的永和大王等成功人士都和他很熟，这些成功人士读过哪些书，徐城北都会去追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