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认为文学创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经验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另一方面是，一开始写东西特别容易用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直觉，写东西节奏容易顺。写作的经验、阅历多了以后用的就不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更多一些，会显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机》里一个场面是开会，各人手机响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都在说话，把会议干扰下去，但《手机》里选了一个细节，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听，他不说话。一个说话的场面一个不说话的场面，这细节就比那个好一些。
“有时候写东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爱写这个东西，另一个阶段写另外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作家的风格在不断变化，那么证明这个作家在不断探索，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们发现95％的作家写的第一篇作品和最后一篇差不多。一以贯之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创作性的。另外探索和创作跟年龄特别有关系，《一地鸡毛》我是二十多岁写的，到三十多岁更张扬，就写《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到《手机》就四十岁左右了，这时候和过去就又不太一样了。”
一也可能成为零点八
在《甲方乙方》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至今为止他就演过那一个角色，还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当时也是因为好玩，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结果一坐就是七天，刘震云烦了，不去了。很多人劝哪劝，最后葛优说：“您是一大演员啊。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
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他只改自己的小说，编剧不是他的职业，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他认为，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如果小说在前边，电影剧本在后边，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注了好多水，变成了剧本的附庸，结果现在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看电影是看热闹，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
“《手机》小说起码能把这个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来。而且小说是三部分，电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电影改小说，是电影吃亏，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时间上不成比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有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等等，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