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进行上述研究之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还是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摆设，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蕴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对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