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因为我一直认为很理所当然的，我就想出来读书，所以他们那么一说，我也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我想可能还是年轻的时候太好奇了，太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所以那种好奇心已经超越了对风险的评估，人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冒险的事。有一次我回到北外，很多师弟师妹希望我有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就跟他们说，年轻的时候，最大的财富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美貌，也不是你充沛的精力，而是你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都不能追随自己心里的那种强烈的愿望，去为自己认为值得干的事儿冒一次险，哪怕是犯一次错误的话，那青春多么苍白啊。(掌声)
朱军：人家说，杨澜真正的让大家觉得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是因为去了美国。我想在美国你可能遇到了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叫挫折，或者叫打击。也许我的这个想像有点太过于偏激。但是我想问你的是，在美国那段生活，你有没有觉得最难的时候，难到什么程度？
杨澜：我觉得其实美国并没有为难我，虽然有过计算机死机的时候，但是每个同学都遇到过，这些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但是当时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的第一段婚姻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这是我第一次否定自己一段感情，非常痛苦。这涉及另外一个人，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好学生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朱军：你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杨澜：好学生。
朱军：好到什么程度？
杨澜：好到就是我的成绩在我们年级都是属于前面的。我高考的时候是文科全校第一，然后有一次高考预考的时候，是全海淀第一。
朱军：在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当中的，说你在中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你无数遍地读过，爱不释手。
杨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所谓6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犯过很多错误的年轻人，他只有两点很真诚，一个是对爱情，一个是对艺术。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高大全完美无缺，这是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有这么多甚至是重大缺陷的人。而且他的青春奋斗，包括矛盾，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有很强的一种震撼，就是原来年轻是可以犯很多错误的。《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抄在日记本上，傅雷先生写的，他好像也是引用罗曼·罗兰写的一句话：“什么是快乐？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飘浮的影子。”这句话被我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觉得一定要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那才是人生的快乐。
朱军：杨澜说60年代生人，是当今中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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