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你要离开中央台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那真是前途未卜。记得那个时候，你见了身边的人，问了最多的一句话是说，你美国有朋友吗？还有一句话，你知道纽约房租是多少钱吗？
杨澜：我记得当时因为有谢国民先生给我提供的奖学金，我还觉得心里挺有谱的，大概每月能有500美金的生活费。那时候，《北京人在纽约》刚刚播完不久，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中我碰到王姬，然后我就问，这点钱是不是可以租一个大点的公寓了，她说也就跟人家合住吧。当时就是不相信，那么多钱还不够住一个独立的房间吗？到了纽约以后，真的发现那点钱就只够跟别人合着住的。
朱军：那个时候，你在中央台、在观众的心目当中，显然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主持人了，连续主持了好几个春节晚会，栏目收视率也很高。就在那样的时候，你选择离开。
杨澜：我觉得大概年轻气盛不懂事吧。年轻的时候，当你一开始得到太容易了，你就觉得那是我努力的结果，只有回头了，当你再更成熟了以后，你发现实际上是很多人托着你的。但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我总觉得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儿，我还要见一个更大的事儿，大概年轻的可贵和鲁莽都在这一点上。所以当时去兰州时候，我其实都不记得，我无意中跟你说，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十年以后做什么，还有意思吗？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不见得没意思啊，如果你真的爱这份工作，十年以后还做这份工作也是很好的。
朱军：可是你离开之后，观众说的更多的是，她疯了，她真疯了，说真是不能理解。这么多年过去了，显然我们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走过的都走过了，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杨澜：有过，而且好几次都挺后悔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打论文打到晚上两点钟，好不容易打完了，机器死机了，我所有的论文都没有了，因为写一篇论文你要参考七八本书，有些都忘了从是哪页里面摘出来的。半夜里我哭得很厉害，觉得第二天九点钟我肯定交不了这篇论文了，甚至都没有勇气把那七八本书再翻一遍。你知道纽约那种老房子，管道里面有老鼠。我坐在那儿，周围很安静，管道里面老鼠爬来爬去，那种感觉是挺凄惨的。还有一次，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三个月的电影培训班，每天中午我们同学都会拿着披萨、汉堡坐在学校的一个广场上，大家一块聊天。我记得当时有两个同学问我，杨澜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做电视主持人。然后他们特别好奇，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好像那个时候，我参加商业演出，一场就有三四万块钱，在199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同时把手里的披萨放下来说：那你还来读什么书啊？
朱军：你都挣那么多了，你还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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