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我是上海制造，香港加工。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而言，在你的心里什么地方让你更有归属感，哪个更像家乡？
王家卫：其实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跟上海已经融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上海、我记忆中的上海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母亲讲的上海。
电影院里的童年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你青年时候的影子，但怎么也寻不着你的少年和童年……
王家卫：我很小就跟母亲到了香港，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朋友。母亲是一个对电影非常狂热的人，父亲是晚上上班，所以每天白天上完课之后母亲就接我去看电影。我们是不吃午饭的，就买两个包子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电影。为什么我说喜欢当运动员，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训练。
朱军：你小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时候去香港挺不容易的，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带你去了香港？
王家卫：那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做事，因为我最小，所以就先接了我去。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姐姐就没出来。
朱军：有一种说法是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特别美，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跟我哥姐他们的沟通就是写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都很优秀，看很多小说，他们看的是苏联文学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因为要跟他们沟通，我也看那些很厚的小说，慢慢地也有了看书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写信沟通还是非常好。
朱军：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香港话和上海话有很大差别，你初到香港的时候跟小朋友怎么交流，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家卫：那时候还好，上海人跟本地人是有距离的，大家不太来往，因为本地人觉得上海人夸张、有派头、不实际，而上海人觉得本地人粗。我拍《花样年华》所有的背景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社区。里面的上海人都在想，一定要回到上海，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保持着所有上海的习惯。在里面讲上海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听的是京剧、评剧、越剧，看国语电影。
朱军：这等于说那个时候你跟周围的小朋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玩儿的也不一样，小孩是这样的。
王家卫：一年之后我的广东话已经讲得很好了。我的母亲反而是孤独的，因为她在上海有很多兄弟姐妹，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所以我跟母亲感情非常好，因为我是她惟一的朋友。
朱军：你怎么是她惟一的朋友呢？还有你爸呢？
王家卫：我爸爸是她的爱人。（掌声，笑声）
墨镜后面的眼睛
朱军：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其实一生当中反反复复都在重复一个角色，重复着一个故事，你要给我们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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