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想闷着做事，我从来不贪大，总是想着下一步自己有可能做什么事。到明年我就40了，40岁开演唱会本身也挺吓人的，但是这个事还是该做了。我始终相信这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逮着什么事都做。我现在尽量少接演出，让自己活得自在一点。
朱军：得到的报酬多一些，不是会活得更自在吗？你理解的自在是什么？
刘欢：不是说钱多了就自在，钱太多了会坏事，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挣钱，还得动很大脑筋花钱。我现在开一个挺旧的吉普车，但是它一个轱辘也不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去年我去了希腊，发现那个地方的人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懒散。我刚到那儿极不适应，跟他们玩得挺高兴，但是干起活来简直是要了命。他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全天工作，三天上半天班。早上九点钟上班，九点半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中午还有午睡时间，下午三点钟才回来上班，五点钟又不见人了。我发现人家活得太好了，只要能够吃饱喝足就挣这么多钱，绝不耽误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们就是被钱拴住了。
朱军：刘欢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某种意义上我也认同。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活在那样一种自我的世界当中，那么这个民族还能往前发展吗？
刘欢：对，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由经济学家们去解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怎样让民族经济实现一种静态发展，这是西方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零增长。GDP看起来不增长，但是政府通过协调把财富运用得更合理，使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是处在一种特别浮躁的状态，拼了命地黑了眼睛挣钱，这不是好事。
二十年的教书匠
朱军：你毕业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是不是有志于教育事业？
刘欢：我觉得留在学校里特别合适，我父母亲都是老师。而且我觉得老师也是一个挺好的职业，所谓传道授业。大学老师基本不坐班，这种稍微松散一点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适合我。到现在，我这个课已经教了快18年了。我一直很喜欢做老师，不愿意放弃。我的年龄每年都在增长，但是我的学生永远是20岁左右的，我永远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在教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在给我一些东西，这特别重要。
朱军：你每次上课都会穿得很正式吗？
刘欢：基本上不穿这个东西（指身上的T恤），如果不是太热的话。
朱军：为什么呢？你觉得课堂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刘欢：我没仔细想过，总觉得上课应该是那样的，不能特别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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