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突然就文革了，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在风口浪尖，咱没这个资格。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我配合，揭发我的父亲。我只有14岁，能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我一直非常内疚。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我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这个节目一播出去，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要去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你和父亲和解了吗？
陈凯歌：那个时候我对父亲很不礼貌。我也没有跟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车了，一切都很正常。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正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没看见我在看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请求他原谅我。父亲的回信其实非常简短，只是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朱军：这是令尊的相片。
陈凯歌：对。其实我父亲那个时候也就是不到50岁的样子，但是看上去非常苍老。那个时候他正在干校里扫厕所呢。
朱军：听说那一次也是你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军：这里有一部录像带。让我们一块儿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陈父：做父亲的人看儿子，有他的一种感情要求，总不希望儿子太累了，不希望他做得太多了。他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我觉得他活得还是很苦的。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我当然对他有期待，但是我岁数很大了，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是最舍不得了。你怕死吗？我不怕。你想死吗？我不想。我还想看后代，看周围的很多人，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很精彩，我想多看看。不管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艺谋也好，子牛也好，田壮壮也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够多看看他们—不仅仅凯歌—拍出来的精彩作品，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期待。
陈凯歌：（眼眶湿润）非常感动。实际上我没看过这个录像带。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直到他去世了我才知道，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一点点的成绩，都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天。的确是这样的。
朱军：当时你的父亲也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事业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