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塔在小学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她讨厌单调刻板的授课方式，喜欢在课堂讨论中表现自己。中学时喜欢读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尽管她不懂，但她却认为这些作品“闪烁着反传统的光辉”，魔力无比。
安妮塔经常和男孩子约会，然后用谎言来搪塞母亲。为此，她常常遭到怒骂和狠打。
1960年，18岁的安妮塔冒雨求学感动了院长，成绩不好的她才得到了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的机会。她不注意仪表，满口粗话，完全没有女孩的妩媚娇柔。她渴望体验新事物，比如性解放、同居。为了推销自己，她刻意打扮起来参加舞会，以吸引男生的注意。工夫不负有心人，安妮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男性伙伴。但是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尝试，仅此而已。
1962年秋，安妮塔自英国赴以色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在一个集体农场，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和农工们一起干活到中午；下午，她给孩子们上课。她觉得，这些孩子置身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宗教氛围中，生活得太过严肃沉闷。为了调剂生活，安妮塔玩了一个“耶稣降临”的游戏。被戳穿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对这个亵渎神灵的恶作剧义愤填膺，安妮塔被勒令离开农场。安妮塔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进行了环以色列旅行，冒险、探奇、寻刺激。为此她受尽了苦，经常忍饥挨饿，蓬头垢面，但她乐此不疲。这期间，她曾经在投宿的人家里，获得了吸毒的体验，但是她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很快离开了。
从牛顿学院毕业了，安妮塔接到一所专科职业学校的聘书，但她不想做教师，她觉得为人师表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她想出了一个任何一个自爱的女人都想象不到的办法：她给学校写了封信，声称自己怀孕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她不考虑别人怎么议论，只要给她自由，什么都没关系。
理由充分，校方解除了和她的合同，安妮塔为此而沾沾自喜。
她跑到向往已久的巴黎，住下等旅馆，吃劣质面包，在一家报社找到了资料员的工作。她羡慕记者东奔西跑的工作，但是她的写作能力让她无法胜任。不到一年她就辞去了单调的资料员工作，回到了家乡。
她还是做了教师，这是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也是令知识女性艳羡的职业。但是，安妮塔内心不安分的基因又在作祟，她不想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特别是做一个为人师表的教书匠。一年后，她又背起了行囊，开始自费旅行。
她被瑞士日内瓦的美丽风光迷住了，她想留下来。于是，她到联合国总部求职，她认为，在联合国就职不仅可以拿到高薪，更可以公费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比较符合她的兴趣。安妮塔跳过写自荐书、笔试、面试等诸多环节，直接闯进人事部门，以她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出众的资质，成为联合国驻欧洲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
日内瓦位于欧洲的中心。安妮塔利用假期或找借口到欧洲各国旅行，对旅行的热情远远高于对工作的热情。一年多后，她又找不到让她感兴趣的事情了。在旅行途中，她喜欢上了现代嬉皮士。对新事物好奇、渴求反叛、追求刺激的个性让和嬉皮士们一见如故，她和他们一起交谈、争辩、喊叫。想象不到，一个疯疯癫癫、放浪形骸的女人本来是举止庄严、衣冠楚楚的联合国官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