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侯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放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上，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象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弟”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施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
儒家对“暴政”的另一个对策是“进谏”，皇帝老爷对仁政没兴趣，对暴政却心向往之，溜又不肯溜，或不敢溜，那么也只有“进谏”这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却危机四伏，险恶丛生，遇到择恶固执，一浑到底的头目，认为凡是“进谏”的话全是反调，存心跟他捣乱，就砸了锅矣。万般无奈中，潘金莲哲学就往外冒，跟朱熹先生同一个瓦罐里的酱缸蛆吴祖谦先生，曾搬出一套，这一套见于《东莱博议》，文曰──
“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未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道，亦何暇尤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忧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
这一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当小民应忧虑的，只在于规劝得法不得法，不在于皇帝老爷听从不听从。规劝这玩艺太难啦，诚心不够，不行；没把理说清楚，不行；辞不达意，不行；不能心平气和，不行；行为不能使皇帝老爷尊重，不行；言论不能使皇帝老爷信任，不行。我们所忧虑的应是我们没有规劝的技巧，而不应问皇帝老爷采纳不采纳。──好象，不忧虑手术不高明，而只忧虑病难治，那是拙医。不忧虑自己没有计谋，而只忧虑敌人强大，那是庸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