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都喜欢谈论这样一些概念：战争是政治的最高体现，是政治的继续……等等，把克劳塞维茨语录奉为金科玉律。今天我们却突然发现，在某种情况下，运用非军事手段如金融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变成了当务之急并且切实可行的‘政治的继续’——而不是战争。于是，一个问题便提了出来：以前人们谈到金融战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形容金融攻击象是一场战争，是一种譬喻。而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深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把金融攻击本身变成一种战争手段？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我们开始更深入的思考问题的动因。”
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实际上是在探讨以弱胜强的新战法。
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中认为，一个“技术综合时代”的战争规律已经来临。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努力为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寻求一个因应强敌的致胜之道。
乔良说：
“超限战要突破的军事界线和限制，正是西方强权所制定划下的游戏规则，因为只要游戏规则对强权有利，强权一般就不会轻易打破它，而只会强迫他国接受并跟著这套游戏规则走，以确保强权永续不坠。
超限战的提出，就是要凸显美国强权能一手制定，另一手又能改变现存国际原则的荒谬。美国一九九一年用‘主权不可侵犯’为由，以战争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当美国认为有必要干预巴尔干半岛问题时，却用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标准‘人权高于主权’，大规模介入科索沃战争。美国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国际公义何在，弱势国家难道就只有坐以待毙。
从常理推断，世界上不容易出现某种超限战，能让弱国去长期对抗强权，原因是国家间的对抗主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没有什么神奇的“捷径”可走。
以综合国力的角度看，第二次大战后，全球应无任何国家可以击败美国。结果呢！美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吃尽苦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耗了九年，铩羽而归，难道这些是中国和越南的综合国力高于美国所获致的结果。绝对不是。如果没有‘捷径’，以当时中国和越南的积弱贫穷怎能对抗美国。这说明巧妙运用一些非军事手段，是有可能智取强敌的。”
当被问到《超限战》对经商是否有指导意义时，乔良说：“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界的老板跟我联系，问如何将《超限战》用到商业中去。我觉得这里面的道理完全是相同的，因为《超限战》不过是一只思维的空筐，就看你往里面装甚么东西了，装甚么东西就是甚么主题。而我不会就思维谈思维，那对我来说意义不大，那是哲学家的事情。我只提供一个框架，让人们装他们自己的东西。”
《超限战》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以弱胜强的新思想和新战法，足以掀起一场管理实践和理论革命风暴。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怎样以弱胜强，打赢不对称的经济战，都是我们产业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理论界思考的焦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