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制造”将要全面崛起之前的一段相对沉寂期。不仅珠江三角洲的家用电器制造业，本书提及的典范公司正在蓄势待发，象联想，虽然崛起的势头强劲，但还不敢设想，从年底开始，能把中国市场的第一把交椅坐个十年不下来。华为刚刚崭露头角，相信大多数业外人士还不知道华为是谁。在国有企业方面，“抓大放小”正在东风竟吹，除了联合、兼并，也还提不出什么有效的经营办法来。
实话实说，我们也没了主意。回到北京，我们拜访了一些跨国咨询机构，希望在它们那儿得到一些对中国企业的新鲜见解。曾记得，应邀参加了几次麦肯锡公司的研讨会，在五星级饭店昏暗的灯光下，听外国人劝导中国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应该怎样搞变革，以达到“世界一流效益水准”，怎样搭建大型组织结构，等等，前提是，麦肯锡用大量的数字证明了中国企业“不行”。看上去逻辑严谨，无懈可击。我们那时对麦肯锡是崇拜的，这种崇拜在我身上就持续了好几年，后面章节中那些对麦肯锡的抨击文字，归因于后来的觉悟。尽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我们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也即：那些看上去毫不神奇，在经营上也显得粗糙的新兴企业，难道真是歪打正着，没有什么绝招可总结的？我们除了高高在上地对它们批评、批评、批评，就找不出一点可供“复制”的经验？再说，即使在那时，我们也认为麦肯锡毕竟对“现象”的把握是不够的，但我们还没有“胆子”反麦肯锡。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我们原来的弱势产业领域，比如手机、汽车、网络通信产品等领域，一批中国公司迅速脱颖而出，在一场又一场的竞争中取胜，几乎每年都有硬仗，又几乎每年都在上新台阶。
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正面去看待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了。这样的情况迟迟没有出现，外国咨询机构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依然很大，但唱的基本上还是老调子，也即“中国不行，外国行”、“学外国才能赢”等等。这种对现象过于迟钝的表现，越来越象噪音。
相反，外国的新闻界、甚至学术界对“中国制造”现象的反应却更为敏锐。“中国制造”的概念，就是通过外国新闻界的报道，刮遍全球的。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商务部副部长加腾说：“中国对世界生产的重要性是否即将相当于沙特阿拉伯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地位？”
“中国制造”的确是一个现象，一个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开始问自己：“中国制造”的典范企业为什么能够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下，接二连三地涉过急流险滩？为什么“中国不行，外国行”的论调几乎对“中国制造”的典范企业不产生影响，它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反而变得日益强大？为什么神学理论咬定国有企业搞不好，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却越干越好，成了大部分奇迹的主角？本书的研究动因和结论都是围绕这些问题来组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