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笑着说：“既然如此，张总指挥不妨以书面形式把这些内容写给我，我也好准确无误地传达啊。”
“好吧。”张发奎让秘书拿来纸笔，挥笔而就。
当晚，郭沫若等20余人乘火车南下南昌，张发奎目送他们远去，感触甚多。
8月9日，张发奎连发两电给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和孙科等人，痛陈：“此次贺叶叛变中央，精神受刺激过甚，实已心灰。……务令共党歼尽，稍赎罪过。”
然而，张发奎打完电报，却低声对黄琪翔道：“我们另择路南下吧，记住，不要跟得贺叶部队太紧。”
对于第四军南下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
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这“嗣忽分途”，不知情者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这里应记叶剑英一功。
30多年后，张发奎是这样回忆南昌起义的：
……八月七日，我各师到达南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方面逃遁，我除了招抚安辑外，当即指挥各师紧向叶、贺两部叛军追击，等我追到抚州的时候，叶、贺又窜向宜黄，而有由宜黄南下窥粤之势……后来，叶、贺叛军果然窜广东直趋潮梅，政府为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起见，乃令我追剿，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琛亦派前第四军党代表陈可钰来赣，洽商清剿计划，因此，我就决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趋广州，以增强广州防务，必要时，再移广州之师东向潮梅，予以截击。
30多年后，张发奎在口述回忆中曾对他的一些做法和立场解释:
（我知道）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
但是，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对他不错，因为我是真诚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站在旁边。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
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