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是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和许多爱国将领一道，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主动请缨抗敌。他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高级职务，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和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与桂柳会战等重大战役，其部与日军苦战、血战，付出巨大牺牲，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寇的进攻。虽然他在北伐时期与汪精卫有过较深的私谊，但汪精卫成了大汉奸后，他断然拒绝了汪精卫的拉拢利诱，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他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接受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签署的降书。由此，他作为令人敬佩的抗日名将，名留史册。
然而，张发奎是个纯粹的军事家，“不事二君”的传统品格，注定了他政治上的矛盾性。他一生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自居，对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的言行特别不“感冒”。抗战前，他力挺汪精卫，两次成为反蒋急先锋；甚至在大陆解放前，他还劝代总统李宗仁，学张学良把老蒋“软禁”起来，可惜的是老李没这种气魄。由此张发奎彻底失望了，1949年秋，蒋家王朝退出大陆之际，他既不愿去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更没有选择留洋，而是选择了香港这块“飞地”。无论如何，香港仍是中国的土地，留在这里，心中踏实。那一年他才53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然而，他的后半生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直至1980年3月10日，病逝于香港。
张发奎出生于粤北大山中的一个贫寒农家，身上涌动着客家子民淳朴好强的基因。在家乡人眼里，张发奎要不是因为14岁时被迫独自离家出走，也许很难成就他以后的丰功伟业。但时势造英雄，张发奎所处的时代，正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时代，也是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年代。张发奎的出走，无意中给他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使之终于在时代的熔炉中锤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在家乡人的记忆里，将军先后回来过4次。尽管他指挥千军万马，每次回来其官衔好像都在上升，但他仍是个和蔼宽厚、知礼重教之人，每当走到离村子一里多地时，他便主动下马，步行入村，对父老乡亲以礼相待；尽管他在家乡扯起电话线，敢和重庆的蒋介石对骂“娘希匹”，但当一个小战士从楼上大意地把一盆水泼到他的身上时，他只是抹了抹脸上的水，淡淡地说了句：后生仔，别这么粗心。说罢，便无事似的继续走他的路，空留下一个吓得像木头般呆立的小战士……
张发奎永远是家乡人的骄傲。在他病逝后，家乡人仍保留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等着他“回来”。1992年11月9日，根据将军生前的愿望，年逾八旬的张夫人刘景容女士，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护送将军的骨灰，千里迢迢，从香港奉回家乡安葬，终于圆了将军“回家”的夙愿。
面对着将军的陵墓，我不由忆起几年前到湘西凤凰县拜谒沈从文之墓时，墓旁的一块麻石题着黄永玉的一句话———“战士要不死在战场便是回到家乡”。将军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经历了民国史上许多的重要战争，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无愧为一位“摧锋陷阵，如铁之坚”的铁将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与众多漂泊老死在海外的国民党要员相比，将军无疑是幸运的，他用不着像于右任老人那样站在孤岛上望大陆而太息，而是选择了回家，安静地回到了故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