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黎依然做着想飞的美梦，小时候只要骑上单车便是飞了，那么今天呢？
感觉压抑的时候常去北大，因为那里没有那么多的自行车，因为他们用我二分之一的频率走路……因为，那里有一个让我第一次感到安全的朋友。
我说单车严重压缩了我跟朋友们闲侃的时间，它已经给我厌恶之感了。
朋友很老实，她从不会讲太多话，只是说生活很安闲，整个下午都在寝室里走来走去，一圈，两圈，三圈……朋友说，发现很多曾经书生意气的人变得世故了，自己也在圈子里一天又一天地变了……
忽然想起高三语文老师来，那个带着有裂纹的玻璃眼镜上了大半年课的人。他说：“如果不能严守自己的原则，我们终有一天会成为自己曾经很鄙视的人。”书生们大抵就是这样变了吧。
班里面第一批预备党员宣誓时，听说他哭了。原因呢？我们没人讲得出来，也许更没有人敢讲吧。
日本要入常，海淀闹游行，身边的人反应冷淡，当然，似乎也包括了我。学潮后的大学生多数不谈政治，“苦心钻研”学术。虽然还常听说北大校园里的一些热血青年在自习室里向同学宣传他们的新思想，但是我们的方向似乎、也应该非常明确了。
现在已经这么清晰，我们就看看过去吧。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人同样可以生活得激情满腔，科学哲学课上我们也为了休谟的“因果关系到底成不成立”争执不断。
浪费吗？可笑吗？可就是这样一点点倔强，教会我们如何坐在自己的棺材盖上仍然保持想放歌的冲动。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事使得我们沉重地锁紧眉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