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民夫妇失魂落魄地把栩栩送到医院。
一路上，孙国民和苏桂芬谁也没有说话，栩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现实终于要面对了。到了医院，孙国民如实地告诉医生，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向医生出示了多年流浪在外但还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当年的诊断证明。
大夫看了那张残破的诊断证明，又看了看衣着破旧的孙国民夫妇，说：“先抢救，然后检查之后再说，不过，这病是要动手术的，花起钱来，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从大夫的表情上和语气上，孙国民和苏桂芬都看出来情况好像很不乐观。
栩栩在里面抢救，孙国民和苏桂芬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孙国民说：“我去打个电话。”
苏桂芬说：“给谁打？”
孙国民说：“给那个女记者打。”
苏桂芬站在那里，嘴巴嚅嗫了一会儿，说：“国民子，你讲老天是不会不给人活路的，不是你讲的吗，你说天上要下雨，地上长庄稼，太阳从来也不耽误出来，人是有活路的，那现在是怎么了呢？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了呢？”
说着说着苏桂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撕扯着孙国民的衣角。
过了一会儿，女记者赶过来。
在医院门口，孙国民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栩栩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详细地告诉了女记者。
女记者听了孙国民的叙述，郑重地告诉孙国民，她愿意承担栩栩治疗心脏病的手术费，然后抚养栩栩长大，并且一生保守孙国民和栩栩的秘密。
最后女记者强调，栩栩永远是孙国民的孩子，她只是在大连学习音乐。
孙国民点头同意了。
不过，正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孙国民又小心地问：“那孩子要是治不好呢？多对不住呀，你这样的好心人。”
女记者说：“老孙呀，你确实是个好人，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命，既然我想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想这么多。”
孙国民说：“听医院的，孩子要是治得好，那就治，那你就是她的再生父母。大夫要是说治不好，那就不费那个钱了，我还把她带走。”
女记者听着，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
女记者忽然停下脚步，说：“老孙，如果栩栩没有病，不用治疗，那你还让她留在大连吗？”
孙国民搓着两只手，不知道如何回答。
病房里，栩栩已经醒了，睁着大眼睛。孙国民先进去，苏桂芬坐在床边，栩栩坐起来。女记者跟着也进来，栩栩吓得不行，直往后躲，差点就掉下床来，惊恐地蜷缩在床头。
女记者站在哪里，非常尴尬，稍微往前走一步，栩栩就吓得缩一下。
孙国民走到栩栩跟前，抚摩着栩栩的头。
栩栩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孙国民也想说，还没开口，栩栩忽然从床上滑下来，抱着孙国民的腿说：“爸爸，你不要把我送人，你别不要我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听你的话，好好吹唢呐，带好弟弟妹妹，不和弟弟妹妹抢东西。我再也不跟你要新衣服了，爸爸，你别不要我了呀——”
女记者抹抹眼角，转身出去了。
医生办公室里，大夫对孙国民、苏桂芬还有女记者讲述了栩栩的病情。
大夫说，他觉得非常蹊跷，存在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栩栩小时候的那次诊断就是误诊，栩栩没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后来逐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自己长好了。
栩栩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孙国民赶紧问：“那为什么孩子会忽然晕倒呢？而且连呼吸都没有了，连心跳都没有了。”
大夫说：“过于劳累，精神紧张，营养不良，都会造成晕倒的现象。呼吸没有也是暂时的，心跳没有也是暂时的。现有的医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体现象。”
孙国民又问：“孩子真的没有毛病吗？是个健康的人吗？”
大夫说：“是啊。”
孙国民说：“真的吗？”
大夫说：“怎么了，你还盼着孩子有毛病啊。”
出了医院的门，孙国民的手一直在哆嗦，苏桂芬开始抹眼泪，抹着抹着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在医院大门外的花坛边沿上，苏桂芬高兴得已经说不出话来，她在等着孙国民跟她讲那个上天一定会给人活路的话。
果然，孙国民就说：“你看，太阳从不耽误出来，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
苏桂芬一个劲儿地点头，也有很多话想跟孙国民说，但说出了个“国民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光剩下高兴和抹眼泪。
女记者将栩栩住院的钱全都支付了，然后托大夫交给孙国民四千块钱，两千是她自己的，还有两千是破获重大杀人案件的那些干警们凑的。
从此女记者再也没有露面。
孙国民本来想打个电话，但拿起电话机，手指头光哆嗦，拨不准号码。好不容易拨通了，报了姓名，都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什么。
最后是女记者打破了尴尬，说：“孩子大了，随时来大连，就当亲戚一样地走动。”
孙国民说：“管，管。”
放下电话，孙国民才发现自己本来想要说的很多话都没说，最起码也应该把那些钱还给人家，如果人家坚持不要，那也应该谢谢人家。
孙国民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
临离开大连的时候，孙国民带着孩子们在这个北方最美丽的海滨城市的马路边又吹了一次唢呐。和往常一样，围了很多人看。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孙国民带着孩子吹完了在大连的最后一曲，和孩子们一起对着围观的人鞠了个躬。这个细节成为孙国民日后在各地流浪时每一次吹唢呐后的保留动作。
在离开大连的拉煤的火车上，苏桂芬想孙国民问起了一些这次在大连的奇遇，说：“为什么有的人心眼好，有的人心眼不好呢？”
孙国民想了想说：“人都有心眼好的时候，也有心眼不好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外边，你看有的人出来什么也不干，讨钱，装可怜骗人家的钱，人家一生气，就谁都不给了，这不是人家心眼不好，而是人家生气了。”
没等苏桂芬问出声，孙国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了。苏桂芬是想问出来吹唢呐和不吹唢呐讨钱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施舍者为什么对吹唢呐的一个态度，对不吹唢呐的却是另一个态度。
孙国民再次强调：“桂芬，吹唢呐不是讨钱，就好比城里人看电影，要买票，你能说那些放电影和演电影的都是讨钱吗？吹唢呐和演电影的区别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有个房盖子，一个在马路边，没有房盖子。”
虽然这样的话苏桂芬已经听无数遍，但每次孙国民再说起的时候都让她如痴如醉，景仰地看着孙国民。
孙国民这样回答苏桂芬的第二个疑问：“桂芬，你看，很多人出来求个生路，人家愿意给残疾人、老人、小孩们钱，因为他们真的可怜，干不了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没有老人，也没有残疾，吹唢呐的时候，人家一围上来，就不管是不是咱们有钱没钱，那是为什么呢？”
苏桂芬摇摇头看着孙国民。
孙国民说：“那是因为我们吹唢呐。不是找别人白要钱。”
苏桂芬说：“那是为的啥呢？”
孙国民拿起一只唢呐，“滴滴答答”即兴吹了一段。嘹亮清脆的唢呐声随着飞驰的火车划过田野的上空。
孩子们停止相互的嬉闹，都扭头看孙国民。
孙国民放下唢呐跟大家说：“这个唢呐的调调，是有灵性的，吹好了，这个调调可以让人的心眼好起来。其实世界上没有坏心眼，只是好心眼找不到了，一听这个调调，好心眼就出来了。”
栩栩问：“爸爸，怎么才能吹出让好心眼出来的调调呢？”
孙国民说：“你用自己的好心眼吹，就能吹出让好心眼出来的调调。”
二柱问：“爸爸，怎么才能让自己有好心眼呢？”
孙国民笑了，说：“有好吃的时候想着姐姐、妹妹、爸爸、妈妈，还有那些给我们钱的人，就是好心眼。自己有手有脚，能干活做事情，不去抢别人的要别人的，偷别人的，就是好心眼。”
美美问：“爸爸，哥哥分好吃的时候经常把大的分给自己，把小的分给我，是不是他的好心眼还没有出来？可是他的好心眼没出来，我不怪他，我愿意把大的分给他，这是不是就是好心眼，就能吹出找到好心眼的调调来？”
孙国民笑了，搂过孩子们，点了点头。
二柱、栩栩、美美、丽丽也点了点头，最小的孩子伏在苏桂芬的怀里安静地沉睡着。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孙国民一家又辗转了中国的很多城市，重庆、成都、兰州、昆明、贵阳等等。
终于有一天，孙国民想动了一个念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开始酝酿他的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回孙佃铺，回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