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胡、吴很快看到毛泽东的信，胡和吴立即召开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以印度新闻媒体为依据，对此前后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进行研究，写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准备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的信时，都感觉到在形势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毛泽东的思维总是出奇的快，很难跟上他。
25日晚，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论问题。胡乔木和吴冷西列席。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要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的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要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还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３万多，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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