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对这部宪法作了评价。他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同时，这部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起草完宪法，胡乔木和田家英都累倒了。胡乔木是3月中旬患眼疾病倒的。先是住在杭州医院治疗，没有多少效果才回到北京。后来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治疗，这样，胡乔木未能参加宪法后期的修订工作。
一届人大召开前夕，胡乔木从苏联回到北京，参与人大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回国后，修改一届人大主要文件、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任务很快就落到他的头上。胡乔木病体未愈，但是还是坚持修改了这些文件。
1956年1月，建国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一篇影响深远的主题报告，成为建国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座丰碑。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半年前国务院就组织了“十人小组”，调查知识分子状况，收集有关材料，准备对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作一个总结，以利于知识分子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这一报告就是胡乔木起草的。谷羽生前曾说，这次起草工作给她的印象最深。她回顾这件事情时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泡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要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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