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主管中央３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胡乔木亲自为新闻单位撰写新闻稿、评论，而且事无巨细，都得管。因此，当时胡乔木在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一个“婆婆”的称号。
胡乔木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对《人民日报》“从头管到脚”。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他都要管。在新闻界受过胡乔木教导和培养的许多报人纷纷回忆50年代初期他们与胡乔木的交往，从这里我们幸许能发现那一段时光值得永远记忆的点点滴滴。
因办《人民日报》副刊而与胡乔木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袁鹰，在回忆与胡乔木的初期交往时，用他那特有的散文笔调写道：
大约1954年左右，有一个时期，乔木同志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１０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去半个多小时。我是接王若水同志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
第一天进入中南海乔木同志住处，不免有点紧张。他让我坐下，倒了一杯茶，随意地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人。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的学生吗？”我连忙回答不是，我的家庭1934年就离开淮安，那时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党，从哪儿调到报社来的。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是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是一扫而空。
每天去乔木同志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有关编辑工作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我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十分愧疚。乔木同志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然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有时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胡乔木甚至还得管《人民日报》的发行。王益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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