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毛泽东来重庆，也不仅仅是与国民党谈判。40多天里，比起在延安，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毛泽东的日程排得很满，他要广泛地接触各方面人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拜会的客人中，既有像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等老朋友，也有柳亚子、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芸生、左舜生等中间派人士，甚至包括陈诚、陈立夫、宋子文等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毛还同在重庆的外国人士进行了接触。
对于蒋介石军事上的挑衅，毛泽东针锋相对。就是在重庆期间，七大前后考虑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军事战略方针，最后被确定下来。
中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桌上的东西只能从战场得来。
国民党调动36个军、73个师，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迅速抢占东北，逼迫中共在谈判上屈服。
毛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
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泽东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毛在重庆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还说过：“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时，重庆谈判已近尾声。
胡乔木是第三次来重庆。中共在这里的新闻、宣传和文艺机构中，胡乔木有许多老朋友，可由于太紧张，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朋友中就包括当时在重庆的乔冠华。
乔冠华也是江苏盐城人，十多年前与胡乔木同在清华读书。同吃家乡水，同出水木清华园，老友相逢，格外喜悦，但也因此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乔冠华于1937年从德国回国，曾在香港《时事晚报》工作。珍珠港事件后，他转道广东、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负责外事联络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乔冠华也称得上是笔杆子。他在发表文章时，也用“乔木”这个署名。
现在南北二乔相会，《新华日报》发表他们的文章时，时常弄混。“北乔”在重庆期间曾给《新华日报》写过一篇题为《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署名就是“北桥”。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让“北乔”加上姓氏，叫“胡乔木”；“南乔”只得改回本名，叫“乔冠华”。不过回延安，胡乔木仍用“乔木”这个名字。后来，还是周恩来定了名字，北乔正式叫胡乔木，南乔叫乔冠华。
这样，一桩名字“官司”才算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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