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议讨论和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召开七大提到议事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七大是全党整风，寻求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实现全党统一的必然结果。自六大以来，中央曾多次准备召开七大，但实际上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条件算成熟了。
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胡乔木作为中直机关系统正式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他除担任着大会记录和主席团记录的任务外，还参与了朱德在大会上所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的起草工作。
六大以来，已经整整16年了。七大的召开，使中共的优秀分子汇集在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代表们为毛泽东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所吸引。毛泽东从容地谈论着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这是历史决议的进一步发展。
七大以后，胡乔木又参加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仍然是担负记录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就在中共召开历史性会议的同时，国民党也在重庆召开六大，真是名副其实的对台戏。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重庆印发了3万册，自然也传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看了以后，只说了两个字：内战。
毛泽东指导胡乔木对国民党六大文件进行研究，写一篇社论。
胡乔木在繁忙的会务之余，研究了国民党六大的文件，写出了那篇著名的社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发表在5月31日的《解放日报》上。
社论的开篇说，大会文件实际上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动的，第二类是‘漂亮’的，第三类是看似‘漂亮’，实质却是反动的。”
社论的结尾说，“现在在中国人民面前，同时开了两个大会，同时发表了两套文件，这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幸运，因为便于比较选择。每一个客观地比较过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共产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一贯的，它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出发，它不说中国人民在现在条件下不能做、不必做以及不准备做的事，它所提出的任务坦白、确定，而且有切实可靠的行动基础。相反，国民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矛盾的，反动的和表面‘漂亮’实质反动的东西支配着并取消着‘漂亮’的东西；它没有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因而它所规定的工作，如果不是不应做的，就是不能做的，或者虽然应做能做，但是不准许有实行的前提；因而它的措辞也就既武断又暧昧。它是武断，因为它不可能诉之于事实和逻辑；它又是暧昧的，因为它不敢坦白、确定地诉之于群众，而只能乞灵于两面三刀的官样文章与阴谋辞令。人民是善于判断的，历史是善于判决的，法西斯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而民主必须在全世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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