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弼时立即投入了工作，很快写出了第一个稿子， 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稿子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写的。任对初稿作了数次修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概括，称“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
在任弼时稿子基础上，胡乔木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稿子讲了4个问题。第一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到抗战爆发十年间的党史，强调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及其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第三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长时期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第四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新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新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
比较起来，胡的稿子篇幅已大大压缩，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个稿子又经过任弼时的多次修改，但是，中央仍然不是很满意，责成张闻天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
张闻天参与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历史，思维清晰而具深厚的理论功底。经他修改后，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有分量的话，他写道：“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
任、张、胡共同参与起草的稿子，被作为初稿提交中央。
初稿形成后，中央组织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讨论的地点就在毛泽东居住的枣园。有一段时间，工作相当紧张，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对决议稿逐章逐句地讨论。与会者谈论中共的历史，同时联系着现实。
胡乔木作着详细的记录，并根据讨论意见，随时修改决议稿子。在整理胡乔木的档案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这样一个便笺，是胡乔木写给任弼时的，时间是４月９日。
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当否？
从1945年春天开始，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先后对胡、任、张提供的稿子修改了7次。在第五次修改中，毛泽东在开头写了一大段话，这段话实际上成为整个决议的中心意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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