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王明要妻子孟庆澍代笔，由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王明还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当然，整风如果仅由此结束，那不是毛泽东的初衷。毛一再重申，整风的目的是总结过去，搞清历史，开辟未来，不是整人。
1944年开春以后，中央安排了1千多名干部集中学习了7本书，即《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党史》和毛泽东主持编纂的《两条路线》上下册，指示在这个基础上，认真总结六大以来党的历史。
4月12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中央书记处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
这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其中起草历史决议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共开了11个月，是中共党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晚年的胡乔木，曾不止一次地如数家珍地回忆这一重要的经历，谈起来是那样的细致，是那样的一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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