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乔木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范围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说它是意识形态，只是就一个方面，即就文学艺术观点而言的。不能说整个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绝不是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胡乔木说，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讲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属于《讲话》本身的问题。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讲了一个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当时《解放日报》登的这篇文章，是博古翻译的。LITERATURE，很容易译成文学，但LITERATURE的意义很多，我反复看了原文，认为不能译成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不是指文学，是很明显的。当然，毛泽东不能对翻译负责，但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讲法，是一个很深的印痕。《讲话》对作家的要求有的地方过于苛刻，把作家脱离群众跟国民党脱离群众说得差不多，这是不妥当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的讲话中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阐述，胡乔木认为，也许郭沫若的“有经有权”的说法更符合毛的本意。毛当时就对胡乔木说，他十分欣赏郭的说法，觉得得到了知音。事实上，《讲话》本身既充满着经常性的道理，也蕴含着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
建国后重编《毛选》时，毛、胡还就讲话中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讨论过。
胡乔木说，普及与提高，对有些作品不那么适用，比如说音乐，欣赏音乐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水平，但很难说哪一作品是一年级的音乐，哪一作品是二年级的音乐。绘画，也可以有这样的作品，人人都欣赏，觉得很美。
毛说，如果没有普及和提高的分别，就没有教育了。教育就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然后受教育，一年一年提高的。
回过头来看，毛与胡这时所说的其实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当然也很难说得上这就是分歧。
建国后，毛泽东对《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也作了十分重要的修改。如，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收入选集后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只加了“继承”两字，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再如在论到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时，原稿是：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选集把“有些”二字去掉，变成“是不同的”。修改前后句意逆转。
这些表明毛泽东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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