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讲话》时，胡乔木明确指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 “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胡乔木指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谁也无法否认其中的真理性。以他的身份，这样的话应当说代表了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面检讨。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这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那么，胡乔木的理论敏锐和理论勇气就尤为可嘉了。大概正因为如此，晚年胡乔木虽然主持了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批评活动，但他在混乱时多、平静时少的中国文学界，始终保持了温和的和可被接受的形象，他至少获得“懂文艺”这样一种赞誉。
此后十多年，胡乔木没有停止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讲话》的思考。去世前两年，胡乔木再次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发表了平静而深刻的一段评述：
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对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恐怕绝大多数的作家根本不承认这样的事。你说托尔斯泰为政治服务？他绝不会承认。他有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一回事，但他写《战争与和平》绝不是为政治服务。写《安娜·卡列尼娜》是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例子多了。莎士比亚为政治服务？他哪一部著作是为政治服务？你说《奥赛罗》是为政治服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政治服务？根本讲不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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