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讲话，将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丁玲在座谈会期间曾受过严厉的批评，但在整风后却说过一段深情的话：“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这种感觉决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
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整理他的讲话。胡乔木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满意，又在整理稿上作了不少修改。讲话的发表，选在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7周年的纪念日。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过不少发言；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整理讲话。这一切，对此后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作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的毛泽东和胡乔木，一直没有停止思考。毛泽东的思考，体现在此后直至解放以后对《讲话》所作的数次修改之中；而胡乔木的思考，是在70年代后期的十几年间。
1979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与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座谈时，对半个世纪前产生的《讲话》作出了初步评价。他说，关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讲话》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讲话》有它的局限性。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说，文学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我认为它们的关系绝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是事实，但是，这些影响也是临时性的。研究文学史时提到政治，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来谈。
胡乔木深切地指出，当代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一切客观事实中，我认为，对于文学史最有意义的客观事实恰恰是主要的文学作品成果都并非这种干涉的结果。粗暴的干涉不会造成作品，我想可以说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定性为主流文学史的作品，只是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
胡乔木还说，政治上的各种因素表面上造成各种纷扰，影响作家作品的生产，但它不能构成文学的主流。不能靠指挥棒去生产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去解释作品，也不能靠指挥棒去衡量文学的成就。他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潮流，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甚至一种政治思潮、哲学思潮，一种世界观，以什么方式影响文学，也是复杂的现象，不能以编年史的办法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什么范围内，经过什么途径影响到广大的文学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我想它是通过社会运动影响到作家，是有了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以后才影响到作家的。”
稍后，1981年在一次会议的长篇发言中，胡乔木再次谈到怎样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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