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态度问题，就是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呢？我说，两种态度我们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对于敌人，革命文艺者的任务就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 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工作对象，就是工农兵。
毛泽东最后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毛泽东的讲话作为“引言”，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会者围绕着毛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尖锐的争论。“红色的国土”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争论。
事实上，其中一些争论，并非自座谈会开始后出现的。当时延安文艺界人士成分复杂，各自文化政治背景不尽相同，文艺观念与创作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一些实际上是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一些人提出所谓的“暴露黑暗”与“歌功颂德”的问题；有些人主张现在“还是杂文时代”，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文学普及与提高关系问题。争论过程中， 有时甚至弥漫着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一度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这是造成建国后文艺界曲折的一些历史因素。
胡乔木认真做着记录，并不时参加发言。
毛泽东也认真地做着记录，很少发言，但是他的态度是明朗的，认为是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反对，并加以说服。
在一次会议上，萧军曾谈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不同意萧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赞赏胡乔木的做法，开完会以后，他特地请胡乔木去他家吃饭，说是为了祝贺开展了斗争。
16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
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首先发言，他呼吁延安文艺干部到前线去，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柯仲平介绍了民众剧团的《小放牛》在农村演出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群众很欢迎，老百姓慰劳品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
毛泽东很赞同两位作家的意见，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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