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会议以后，毛泽东结合编辑《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文章。后者论及的9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到1932年5月。
毛泽东写这9篇文章时，情绪异常激动，这一直印在胡乔木的脑海里。毛对这些文章作了多次修改。根据胡乔木记忆，仅标题就修改了3次。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9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写得很尖锐，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语气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与当时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因此，后来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看。
毛一直很看重这9篇文章，1965年1月，他在一封征求意见的信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九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同年5月，他让胡乔木帮助，再次修改了这9篇文章，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次修改带有定稿性质。毛还将改好的稿子送给了当时几位领导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
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地看了一遍，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读过一遍。
花费了如此巨大心血写成的文章而不能发表，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是少有的，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感慨尤深的原因。这段情节，党史研究中一直讳莫如深，胡乔木晚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追忆了这段情节。事实上，由于知道的人太少，如果不是胡乔木将其披露出来，也许将是一段历史的憾事。
胡乔木认为，“九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对于“左”倾路线认识的巨大飞跃，是里程碑性文献。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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