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篇章，共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历史过程，为全面整风打下了基础。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会议共开了5次，分别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大多在延安，有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
会议开得十分紧张。作为会议记录人员，胡乔木亲身感受了“九月会议”紧张激烈的气氛。
在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及其主观主义表现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它的来源仍然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现在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过，“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在土地革命后期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先后作了真诚的检讨。
张闻天说，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的估计，同意毛的意见，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政策上的错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
会后，张闻天征得中央的同意，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自任团长，开赴晋西北农村调查。他自己化名“张晋西”。后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作了将近一年半的调查工作，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
不过，会议的主要目标王明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他在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丝毫未作自我批评。他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年—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至于土地革命后期以及不久前在武汉的错误，他拒不承担责任。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与王明谈话。王明坚持认为，中央只强调要与中产阶级搞好关系，实际上，在现在苏联和中国都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必须与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当同大资产阶级、 同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央的方针是太“左”了，是错误的。他甚至表示，要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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