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的指定，博古（秦邦宪）担任新成立的《解放日报》社社长。
新官上任，博古打算约请“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每天来一篇。他说，“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到报馆看重要新闻。王芸生进去请示今天社论怎么写。他们商量一下就决定，今天写个什么什么社论。王芸生就去执笔，写了后再商量修改，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论，只管二十四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
杨松是总编辑，他只得服从博古的做法，但是，杨松只写了二十八九篇就累垮了，不久便去世。
一天一篇社论的做法强撑到陆定一接任总编辑时才有所改观。
陆定一不同意博古的那套说法和做法，明确地对博古说，“第一，我不是杨松；第二，我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二十四小时。”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然被视为“中央同志”之列。毛泽东鼓励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社论。而在报社看来，胡乔木的那支“笔杆子”，早已将他带入延安的“才子”行列。
6月8日，人们在《解放日报》读到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
刚满29岁的胡乔木，对中国青年的情况是了解的，因为他经历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全部历程。
1930年下半年，胡乔木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以后，胡乔木参与了领导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南下江浙一带。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在浙江大学学习时，曾组织秘密读书会，继续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运动。来到延安后，就在两年前，胡乔木还受命秘密赴重庆、桂林等地，耳闻目睹了大后方青年的惨痛处境。
抗战开始后，全国大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青年不辞艰辛，赶到“自由”的后方各省，希望在自己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学习，以图将来报效祖国。但是，他们失望了。他们不能安心学习，也找不到工作。“在堂皇的抗战旗帜之下，他们却没有参加任何抗战工作的自由。”“甚至在反共的名义下，多少进步的书报杂志及文化机关被封闭，多少热血有为的青年被逮捕屠杀。”总之，大后方的“青年在沉重的压力下喘息、彷徨、毁灭，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和适当的工作。”胡乔木向大后方青年发出诚恳的呼吁，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的认识和信心，有世界革命运动的援助，有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力量的不断生长，中国的抗战将日趋坚强巩固，“所有残留在国土上的幢幢魔影，届时亦将烟消云散，豁然开朗。”但是“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两天后，《解放日报》再次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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