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有点坐不住了，霍地站起来，但接着还是挑选了最客气的"会议语言"说，我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让我"别开生面"，是在对一个收留了发言者的国家和人民的漠视方面，开了生面，因为，在会议的发言中，我几乎没有听到"中国"、"中国人"这样的字眼。接着，我还说过另外一些话，例如，你们逃到了上海，躲过了欧洲的那场"大屠杀"（Holocaust），但是，收留了你们的主人们，却没有能逃过亚洲的东方式的"大屠杀"，由一群比希特勒的军队更要凶残百倍的杀人机器执行的"大屠杀"。再者，把德、日两法西斯的"屠杀史"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军主要是出于"上峰命令"，而日军主要是出于个人或集体的自发行为，后者更赤裸裸地表现了兽性！我虽然明明知道中国古人说过什么"施人慎勿念"，也意识到义愤填膺的怒火主要是针对日本鬼子而发，但当时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我的话一下子语惊四座，马上有人响应，或发言，或递条子。我记得有一张小条子上写着："你的话很对。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忘记中国人。没有他们，我们存活不下来。上海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另外有人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次会议很少提到中国和中国人，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还有一位胖胖的女士没有恶意，但不恰当地称我为"愤怒的年轻人"（You angry young man！）。会议的组织者则专门找我谈了一次，承认了这个"缺陷"，意在"私了"。他们向我保证，在下一次"犹太人国际大会"时一定设法补救这点"疏忽"。这是后话。这"下一次"我没有参加，也就不知所终了。
当然，我这里是指在这次特定的会议上的一些特定的发言来说，丝毫不敢也不想抹杀犹太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后来，我看了一些犹太人写的"回忆录"之类的文章，还有关于以色列的报道。其中，对中国，对上海是洋溢着一片深情的。据说，有的犹太朋友还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打击日寇的斗争。更多的人们当然不仅是找到了避难之地，而且，上海也成了他们一生事业的起点。在难民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战后他去了美国，并且进入加州大学就读，大学毕业以后从商，70年代末他居然做了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此人的名字就叫布鲁门撒尔……
这时，只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当时中国正在受到日本的侵略，人民也在苦难之中，我这里有一位奥地利画家当时所作的画为证。接着，他就放起了投影片，这就是这里提到的某些画儿了。这些画似曾相识。因为我马上想起，在1949年以前，经常在报章、杂志、公共媒体上看到这种风格活泼、挥洒自如而又针砭时事的画。已经久违多年了。原来，这位先生已经把它们收集起来，出版成书了，就是德文版的《绘画里的中国--弗里德里希·希夫画笔下的中国现代史》。
我和卡明斯基博士就是这样认识的。要说是风义相期，也不过分。特别应该指出，就在这本书的文字说明里，卡明斯基对日本当年的野蛮侵略和今天的某些所作所为，多次义正词严、同仇敌忾地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
